▲深港科技社团联盟于2019年4月3日升级为深港澳科技联盟,张克科(前排左一)被聘为顾问。
张克科
▲2023年10月9日,张克科向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赠书。
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恰是一曲和谐共振,在这首永恒的乐章里,深港的故事,在每一次合作与对话中,不断谱写着新的音符。面向未来,不是简单追求规则的突破,而要创立新规,尤其是将香港的独特观念与内地的市场价值相结合。时至今日,深圳仍然是一个实验场,“闯、创、干”是深圳的基因,只要深圳和香港持续深化合作,我们定能并肩翻越重山与大海,在粤港澳大湾区宜居宜业宜游的家园中,共赴美好未来。
口述时间
2024年1月8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文史馆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成功 唐文隽
张克科
深港澳科技联盟顾问,深圳市先行示范区湾区组专家。195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当过知青、工人和教师,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1988年从湖南省文化厅调入深圳,深圳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先后任职于深圳市科技局、深圳市高新办、深圳市科协、深港产学研基地、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深圳市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深港产学研基地深港发展研究院。
壹
1988年,一纸调令,将我从长沙调来深圳,开启了日后我在深圳30余年的经历。
从湖南调来深圳
感受特区文化魅力
1978年,工作十年后,我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在这个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度过了四年。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南省文化厅负责图书馆工作。1987年11月,深圳图书馆开馆一周年之际,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在此召开,我作为湖南省代表团的代表出席。会议之余,我到深圳图书馆新馆探秘。不巧正遇到时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兼图书馆司司长杜克和深圳图书馆馆长刘楚才,他们正讨论如何为深圳图书馆引进专业人才,杜克见到我便开口问道:“克科,你来不?”
“来。”
就这样,1988年3月,一纸调令,将我从长沙调来深圳,开启了日后我在深圳30余年的经历。
1988年11月,我用一周时间走访了当时宝安县的18个镇图书馆,摸清楚深圳基层图书馆的情况。我将网络建设放在第一位,大力推动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科研图书馆的协同服务,积极发挥县镇街图书馆(室)在群众文化及基层读书活动作为纽带和平台的作用。
深圳图书馆毗邻香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成立没多久,深圳图书馆就举办了两次港澳台图书展,市政府核拨全额外汇,将全部展览的书籍采购留下作为馆藏。深圳图书馆还设立港澳台及特区地方文献阅览室,当天就能看到香港等地发刊的报刊。特藏参考阅览室编辑的文摘信息,成为党政机关决策参考的信息来源之一,各地的研究工作者也利用深圳图书馆的资源开展学术研究。
深圳对文化的投入让深圳图书馆发展迅速,连创两个“全国之最”:率先推行“藏借阅一体化”服务模式、全面实现图书流通业务计算机管理。
入政协联谊委员会办公室
为港澳台侨界别委员服务
1990年8月,深圳市开始筹备市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从深圳图书馆抽调出来参加市政协的筹备工作。12月,政协深圳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后,我正式调进市政协,任联谊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联谊委员会由港澳台侨和相关委员组成,包括市委统战部、市外办、市侨办、市口岸办等对外联络工作机构的代表。深港两地虽只相隔一河,但多年来分属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这导致了香港委员思考方式和我们大不一样。为了用好香港这支特别的力量,深圳市领导每次全会后都跟政协委员开座谈会,博采众长。
香港委员中的马介璋和文伙泰为政协常委,他们非常积极,推动成立了香港委员小组,小组内每月一次议政餐会,单月在深圳,双月在香港,大家一起为深圳和香港的发展出谋划策。每月的港澳委员联席会议,也会邀请各部委参与和协商。
在跟香港委员交流过程中,我无意间了解到香港友好协进会这个组织,全国政协常委李东海先生任会长,是全国及各省市政协委员的联谊组织。得知后,我们以政协的名义与香港友好协进会建立紧密关系,同时以荔枝节为媒,与全国及省政协香港委员和香港友好协进会等人士建立联系、联络感情。每年的荔枝节,我们都会邀请香港的朋友过来,也会把荔枝送给未到场的香港朋友。
每次去香港接他们一般就在中环和九龙塘两个地方集合,开车从文锦渡过关。根据当时的规定,我需要同车到香港上水下车,坐火车到罗湖口岸再赶到文锦渡。尽管前一天有报备,但现场的情况还是会有“意料之外”。记得有一次我匆匆赶回到文锦渡口岸,按时间推算应该是马上就可以出发了,却看到领导和客人在关口候着,边检的值班领导在路口急得直跺脚。隔个十来分钟,就看到一个武警背个挎包,骑着单车过来。那时文锦渡电脑没有联网,有些香港朋友拿少见的护照没法验证,只能让武警骑单车去罗湖口岸盖个章,再“嘎吱嘎吱”骑回来。
终于过了关,车子往前开。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热火朝天,到处都在修路。我们提前几天探好的路,一到现场发现被堵住了,只能另寻他路。开完会,我们给每个香港委员准备一箱荔枝带回去。久而久之,联系建立起来,后续的合作也变多了,深港关系网越织越大。
1991年春节后,市政协在香港举行春茗活动,港澳籍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纷纷出席,高朋满座。那晚,无论是讲粤语的还是讲普通话的,大家都交谈甚欢,在场的不少领导、友人不禁感叹,深圳的影响力真大。
贰
“科技大楼”“穿梭巴士”“跨境科技园”等,这些从文伙泰嘴中蹦出来的词,许多都是第一次听,一时还真消化不了。
勾画深圳河沿河经济带
开启深港“河套”故事
正是那次春茗活动,港籍政协委员文伙泰主动找到我们。
文伙泰出生于香港新界,母亲早年从深圳皇岗嫁到香港新田,因此,他对深圳香港有着深厚感情。这次活动,文伙泰借机提出深港合作的想法,希望能通过民间的力量,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然而,我们的粤语不怎么灵光,他也不太会讲普通话,手舞足蹈了半天,最后他说:“我请你们喝茶,明天我过来接你们。”
次日,我们应约去见文伙泰,一落座他就一股脑往外倒。我们边听、边问、边想、边记,没来得及喝一口茶。“科技大楼”“穿梭巴士”“跨境科技园”等,这些从文伙泰嘴中蹦出来的词,许多都是第一次听,一时还真消化不了。但他期待的协同发展深港两地一家亲,资助开展深港边境沿深圳河一带的合作规划研究等想法,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回去后,我们将此事向政协领导汇报,得到明确的支持。
有了市领导的支持,我们马上开办。当时市政协刚成立,资源有限,我借在图书馆工作接触到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专家,请市领导牵线一起合作展开课题研究。1993年1月,研究报告论证会在深圳迎宾馆举行,报告首次提出了在福田保税区及邻近的半封闭地区与接壤的香港落马洲地区建立双边合作保税区的设想,同时提出以深圳福田保税区为连接,建立“深港科技园”和开通连接皇岗-落马洲的穿梭巴士的建议。论证会让文伙泰的想法传递到广东省和国家层面,一些设想得到专家的认同,为深港合作持续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方向有了,但“河套地区”这艘船如何往前行驶?1993年春茗活动,文伙泰提出了新的想法,他出资1000万港元,希望能筹建一个基金会,以此汇聚各方力量,为一河两岸的发展做好规划,推动河套地区建设发展的研究。
筹备期间,文伙泰多次向深圳市委领导汇报。我们亦牵头组织了三次香港元朗区(位于新界西北部,与深圳接壤)议会议员来深圳,对深圳机场、皇岗口岸、福田保税区等多地进行考察,研究在元朗区和深圳福田之间进行合作开放的可行性。
1994年10月,在中央和省市领导的支持下,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准,深圳特区促进深港经济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在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上,我们提出了十个重点推进的项目。其中落马洲与皇岗口岸开通穿梭巴士的方案经国务院港澳办同意,于1997年3月20日正式开通,这也是基金会首个标志性项目。
开通前一日,春雨姗姗来迟,淅淅沥沥落到了10辆载满深港两地官员、专家学者、记者的巴士上。从皇岗口岸至香港落马洲运转车站,不过2.5公里的行程,但就是这2.5公里,让人们“走了”整整五年。
河套地区由此进入深港合作的大蓝图。
叁
此次合作不仅促进了深港两地更深层次融合,更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深港合作
布局集成电路新版图
1997年香港回归后,深港两地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深港共建跨境高新技术园区也成为大家共同的期盼。1998年,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高秉强特地向我询问了深圳关于半导体产业和集成电路的发展机会。我介绍说,深圳专门有一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作班子,争取国家“九五”规划期间的布局,落地深圳半导体基地。2000年,我兼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正是那年,国家开始全面布局支持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发布了国务院18号文。国家863集成电路专家组批准上海、杭州、无锡、北京等几个地方建设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然而深圳不在其中。深圳国徽电子董事长黄学良是专家组成员之一,主张深圳向国家申请批准建设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市高新办便委托黄学良团队起草可行性报告。高交会期间,市委领导拿着这份报告,当面向科技部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这份报告得到科技部领导的认可,很快,次年12月,科技部正式批准成立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简称“深圳IC基地”)。要说深圳速度还真不假,2002年春节一过,市委领导就来到市科技局,看似拜年,实则督战。领导认为,虽然此前是市高新办申请拿下深圳IC基地,但建设的归口还应在市科技局,经过一番讨论,这个担子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深圳IC基地不同于其他孵化器,人才、项目、服务、软件才是基础。基地建成后,我们找到新加坡的奕力公司,拿出7000万元“诚意金”,希望能一起在深圳做集成电路测试平台。与此同时,香港那边也出了计划:香港科技园非常重视集成电路产业,欲拿出2亿元资金建立整体测试和失效分析的平台。我们研究后发现,香港购入的设备和我们的预想差不多,但我们只有7000多万元,哪能跟人家2亿元比?计划就在这时拐了个弯。了解情况后,领导决定调整方案,我们集中力量做服务,给企业发放过境服务费,鼓励深圳的企业过境,去使用港方的设备和技术服务。2004年2月12日,深圳IC基地和香港科技园签署了第一个有关集成电路设计的合作协议书。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牵线推动华为、中兴通讯和香港的大学、科研平台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香港科技园测试设备先进,技术人员经验丰富,为中兴通讯解决了两大难题;香港科技大学一整套完整的生产线,则为华为省下路费,不用再去新加坡找测试合作商。深港双方在集成电路领域的合作模式得到了科技部863专家组的重视。同年6月,科技部带着全国7个基地代表参观深圳的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觉得深圳做得不错,要求把这个模式扩大至香港和内地的7个集成电路基地。2004年6月21日,由科技部全力主导的“7+1”合作协议在香港签署,标志着由科技部集合北京、上海、成都、无锡、深圳、西安、杭州7个国家级集成电路设计国家产业化设计基地,与香港科技园公司跨区域全面合作的开始。在科技部863计划的统一部署下,深圳IC基地还协助国内其他6家IC基地的多家公司在香港科技园完成多个测试项目。
如今回看,此次合作不仅促进了深港两地更深层次融合,更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肆
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恰是一曲和谐共振。
推动新的项目纳入深港创新圈计划
我到科协工作后,与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开展了一系列紧密合作。2009年初,我们到香港考察,与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及其他科技界团体交流时发现,两地对“深港创新圈”寄予的希望不仅仅是承担项目开展的功能,而是通过获取专业、民间、人脉的支持,成为深港合作新机制和支撑平台建立的依托。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科协的角度去建立两个项目:一个是深港科技社团联盟,一个是全民科学素质教育之下的深港青少年科普行动计划。
这两个项目是我在参加深圳审议项目协调会议上临时动议提出来的,因此不在深港创新圈三年行动计划第一轮22个项目的审批名单中。当时市领导说要纳入行动计划恐怕来不及了,这两个项目前期没有征求香港方面的意见,而且深港创新及科技合作(深港创新圈)第三次督导会议一周后就要召开了。为了能够把这两个项目纳入三年行动计划中,我们就抓紧在一个星期内做了四件事。
第一,向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主席求助,请求其向香港政府介绍并争取支持我们的深港科技合作项目。第二,与香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联系,强调深港双方的合作意愿,并与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沟通,确保深圳方面的支持。第三,联系多个香港科技组织,发动香港民间团体的力量,希望他们能支持这两个项目,争取在深港合作会议前得到审批和支持。第四,我通过邮件联系了香港创新科技署,解释了两个备选项目未能及时报送的原因,同时附上两个项目的计划大纲。
2009年3月31日,深港创新及科技合作(深港创新圈)第三次督导会议上,我们双方协商并共同工作后提交关于这两个项目的正式材料,最终获得通过并确定为《深港创新圈三年行动计划(2009-2011)》服务平台专项的第11、12个合作项目,合作项目也从22个变成24个。
这两个合作项目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对于推进深港的深度合作非常有益。直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这两个项目一直还在持续发力和做大做强,成为深港科技合作的双轮驱动力。
其中,“加强港深科技团体交流”这一项目更是推动了两地的科技交流和合作。2019年4月3日,深港两地科技社团共同发起成立的深港科技社团联盟升级为深港澳科技联盟,成为大湾区科技社团之间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扩大交流、促进合作、共同发展的纽带,不断推动深港澳科技合作交流。
构筑大湾区更高水平
开放的旗舰编队
我在长沙学习、成长、工作30多年,又在深圳奋斗了36年。深圳是我第二故乡,多年来,我经历了多个岗位,一直在深港合作交流的前线奔跑,有幸因为工作关系,见证并参与了深港两地的发展,我将自己多年来的经历汇编成《深港科技创新口述史 河套的前世今生与深港合作》,并于2023年6月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如今我虽已退休,但依然关注着深港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要高度聚焦全球格局和中国典范这两个点。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香港是超级联系人,粤港澳大湾区则是支撑区。我建议通过三点定义一下未来布局的价值链功能,首先,建立“港深锚地”,利用香港北部都会圈的地理优势,为国际拓展提供平台和支援。其次,在河套、前海等地区做“湾区驿站”,让外来的朋友在这里历练后再往外走。最后,建议在珠江口打造一个跨境服务的“黄金三角”,涵盖深圳宝安、东莞滨海湾新区和中山翠亨新区,这一区域有望成为单一关税区的试验区,将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还有助于资源、人才和要素的有效融合。
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恰是一曲和谐共振,在这首永恒的乐章里,深港的故事,在每一次合作与对话中,不断谱写着新的音符。时至今日,只要深圳和香港持续深化合作,我们定能并肩翻越重山与大海,在粤港澳大湾区宜居宜业宜游的家园中,共赴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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