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龙院士在进行科研工作。（资料图）
没有高伯龙，就没有中国的激光陀螺
没有高伯龙，我国激光陀螺事业的发展可能还要推后十几年甚至更久。
导弹、飞机、舰船、战车等各种作战平台有一个制约其精确打击、快速反应和精确控制的关键部分，叫惯性导航系统。这个系统的作用是使这些作战平台在不依赖GPS、北斗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自主完成导航、制导、定位、定向和姿态控制等功能。如果没有高精度的惯性导航系统，现代作战平台和武器弹药就是有手无眼的“瞎子”，任你有一身力气也无法使用。
而惯性导航系统的核心部件，是其中的陀螺仪。它诞生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目前世界上只有美、中、法、俄等少数国家掌握其研制和生产技术。为了它，高伯龙奋斗了40多年。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陀螺仪的原理样机，引发了一场世界光学领域的革命。将激光陀螺用于导航与精确制导的设想，让国际上许多科研机构纷纷开始了研制工作。
直到1971年，在国际上原理机和一些关键技术都取得重要进展以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将激光陀螺的大致技术原理写在两张小纸片上，交给长沙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领导，加紧开展对激光陀螺的研制。
接到任务后，学院迅速组建起以高伯龙为骨干的课题组，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激光陀螺的研制。正当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国内外许多开展此项研究的科研机构纷纷中止了研制工作。
原来，激光陀螺研制不仅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以当时的科研条件与工艺水平，想研制成功简直比登天还难。
对于研制激光陀螺的难度，高伯龙是清楚的。这位新中国建立初期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自信在理论方面不比外国人逊色，但研究涉及诸多核心工艺，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我们不干，就会给国家留下空白，将来可能因此受制于人；要干，就要干好这个世界性难题。”高伯龙下定决心向激光陀螺的研制攻关发起冲锋。
凭着深厚的理论功底、非凡的数学物理分析能力，高伯龙通过理论推导和计算，终于弄清了激光陀螺的原理，并根据当时我国工艺水平，提出了与美国不同的技术路线。
研究的初步进展，给激光陀螺的研制工作带来了一线希望。就在这个时候，几家合作单位又因难度太大、前景不明选择退出。
“别人不干了，我们却不能放弃。”高伯龙和课题组每个人都清楚，如果就此放弃，我国激光陀螺研制任务就会半路夭折。
在困难面前退缩，决不是军队科技工作者的职业素养。高伯龙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在这个寂寞的领域里继续战斗、奋力前行。
但凡经历磨难，惊喜总是不期而至。1978年，高伯龙率领课题组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激光陀螺实验室原理样机。这一成果解决了大量理论和技术问题， 为进一步研制、生产激光陀螺奠定了基础。
一路“奔跑”，终于见到成功的曙光
实验室原理样机的研制成功，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但它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激光陀螺雏形。
从原理样机过渡到实用阶段，需要解决镀膜及其相关的一系列技术与工艺难题，根据当时我国设备和工艺水平，要想迈过这些“沟沟坎坎”是难上加难。要知道，美国光在解决镀膜问题上就花了近30年的时间。
有人对此产生畏难情绪：“工艺上不去，我们干也白干，不如趁早体面收场。”
高伯龙说：“开弓哪有回头箭？我们能干到今天这一步多么不容易，怎么说退就退呢？困难再大，也要研制出中国的激光陀螺。”
低损耗的反射镜片是决定激光陀螺性能的关键。我国当时工艺水平落后，要突破这道难关，谈何容易？ 一批批膜片被加工出来，又一批批地报废，研制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高伯龙没有退缩。他毅然决定，暂时放下多年的理论研究，转入到激光陀螺全闭环工艺研究中。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底有多难——
当时手工打磨一个激光环形器上的小孔，就需要半个多月时间；一项关键技术难题，徘徊了一年多才找到解决方法；缺少激光高精度检测设备，他们就自己动手造……每走一步，都是步履艰辛。
高伯龙把实验室当成第二个家，几乎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达15个小时。他长年患有哮喘疾病，疲劳后常常发作。为了不影响工作，高伯龙需要长期服用定喘药品。
汗水在无声中流淌，时针在寂静中跳跃。在经历了无数次挫折与失败后，他们用了6年时间将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一一搬开：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激光高精度测量设备，解决了多层介质膜的检测问题，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镀膜方案，攻克了低损耗镀膜的关键技术。
1994年11月8日，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诞生。这一消息，向全世界宣告：继美、法、俄之后，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如果实现不了批量化生产，激光陀螺就无法在部队推广使用。紧接着，高伯龙团队打响了第二场战斗，这一干又是20多年。
激光陀螺是诸多高精尖极限技术的组合。批量化生产，就是要将这些高精尖极限技术“固化”。一路“奔跑”，他们终于见到成功的曙光——首条激光陀螺生产线在他们手中建成，产品的精度和可靠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如今，团队研制的激光陀螺已形成批量生产能力，产品应用范围已覆盖陆、海、空、火箭军主要武器作战平台，有效提升了我军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突防能力、精确打击能力，为部队战斗力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至纯至强光依旧，世间已无高伯龙
追思会俭朴而庄重，人们挤满了整个大厅，许多人哭成了泪人。待众人散去后，高伯龙的夫人曾遂珍颤颤巍巍地从轮椅上站起来，伏在灵柩上失声痛哭，怎么劝都不肯离去。她送的花圈摆在高伯龙院士灵柩的正前方，挽联上只写了一句话：谢谢你对我一生的呵护，该休息了老头子，安心去吧。
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是的，技术可以被超越、被淘汰，甚至被颠覆。唯独品德的力量催人奋进，历久弥新。对于从事科学研究，高伯龙曾这样评价自己：“搞科研，我是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只要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不解决，我就丢不下，成天想，做梦还想。”
那些年，为了攻克激光陀螺研制技术，高伯龙几乎没有按时吃过饭，有时甚至一天只吃两顿饭。高伯龙的老伴说：“结婚几十年，我就是天天在家为他热饭，热了又凉，凉了又热。”
十年前，长沙遭遇罕见雨雪冰冻灾害，电力供应紧张，学校白天不能正常供电，高伯龙就把实验调整到晚上做。博士生张文回忆说：“那段时间，校园里积雪很深，老师穿着解放鞋小心翼翼地走着，每晚都来实验室，一干就是一整夜，直到清晨停电后，才步履蹒跚地返回宿舍，我们看着既钦佩又心疼。”
在国防科技大学，许多人都说高伯龙是个“倔老头”，对待科研工作极其较真。
有一次，高伯龙邀请宇航学会一位院士来校进行学术讲座。在课堂上，他对这位院士的一个学术问题有不同观点，当即站起来与之辩论。讲到激动时，高伯龙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将公式和运算直接写在黑板上，有理有据地讲起来。
气氛一下变得尴尬起来。但这位院士并不介意，两人相互交流，不时碰撞出思想火花，讨论越来越深入，气氛也变得轻松活跃起来。参加听课的人都说，这是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一次讲座。
“高院士就是这样，直率较真，学风严谨。”一位熟悉高伯龙的教授说。
高伯龙先后带了30多名博士生，按时毕业的却很少。一位博士生按照他的要求选择了“磁镜研制及相关技术”研究。有人说，单单完成磁镜研制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但高院士并不这么看，要求与磁镜研制的相关技术也必须有所突破。这名博士生又跟着他干了3年，最终突破相关技术，历时7年才完成了博士学业。
严师出高徒。如今，高伯龙带出的学生大多都成为我国激光技术领域的知名专家。
斯人远去，风骨长存。高伯龙走了，但他的精神品质如同他痴迷的激光一样，依然绽放出夺目光芒，照亮着新时代的强军征程，激励着后继者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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