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战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战斗正在进行，突然，空天导航卫星被摧毁，信号中断，但战场没有沉寂，部分高新武器依然击中既定目标。这种精准打击的背后，是“激光陀螺”定位了正确方向。
“激光陀螺”，又叫环形激光器，它在加速度的配合下可以感知物体在任意时刻的空间坐标，被誉为武器平台定位导航系统的“心脏”。这一自主导航系统核心器件的研制者，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团队。
锲而不舍，披荆斩棘，这支团队坚守湘江之畔43年，使我国的激光陀螺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跻身国际一流水平。
“不能把自己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上”
“我们能研制出激光陀螺，与钱学森的指导密不可分。”退而不休的高级工程师丁金星说。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激光陀螺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敏锐地意识到激光陀螺的潜在价值和广阔前景，于1971年指导国防科大成立了激光教研室，1981年又指示学校专门成立激光陀螺研究室，并一直关注激光陀螺的研制进展。在钱老的鼓励和支持下，中国工程院院士高伯龙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探索。
刚刚开始研制激光陀螺时，高伯龙和同事连制作激光器用什么材料都不知道。一次，他听说膨胀率较低的大理石可以选用，为节省开支，就推着平板车到长沙火车站工地去捡废料，风雨无阻。一天，高伯龙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脚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老伴心疼地说：“都这么大年纪了，何苦？”他淡然一笑：“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现在再不抓紧，什么时候能撵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上。”
高伯龙带领团队，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艰苦鏖战，于1994年11月8日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使我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世界上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此后，龙兴武教授接过老师高伯龙的接力棒，带领创新团队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研制出一套套设备，填补了一项项空白，完成了激光陀螺的工程化、产业化。
从“两张小纸条”到多项“第一”
从1971年钱学森将写有激光陀螺简单原理的“两张小纸条”交给学校的那一刻起，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团队就开始了艰辛的探索。研制初期进展十分缓慢，高伯龙引领团队后，根据当时国家基础工业十分薄弱的实际状况，另辟蹊径，提出了全新的技术路线，整理撰写奠基之作《环形激光讲义》，为后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研制工程化样机时，最大的拦路虎是被称为“关键技术之首”的镀膜。没有镀膜光学方面的资料可以借鉴，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团队就从最基础的理论出发，开始具体膜系的计算和分析。当时国内计算机还不是很普及，没有现成软件可用，他们就自学程序设计语言，自己动手编程，完成了膜系设计。国内市场上没有能满足科研需要的镀膜机，他们就买来普通镀膜机进行技术改造，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设计技巧，研制出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镀膜控制系统。
经过43年发展，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团队成功研制出多种型号的激光陀螺，多项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创造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多个第一：第一台高精度反射率透射率测试仪，第一个激光陀螺实验室样机、工程化样机，第一个实现激光陀螺产业化生产，第一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并能全闭环研制生产激光陀螺的单位。
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团队黄云教授（左）与李晓红教员在工作中。通讯员何书远摄
43年只报了3次奖
创业之初，条件十分艰苦，高伯龙说：“虽然我们没钱，但不缺志气。”没有场地，他们就将一间废旧的食堂改造成实验室。夏天，实验室就变成了大闷罐，大家在里面挥汗如雨，通宵达旦地干；冬天，实验室又成了大冰窖，阴冷潮湿，很多人手脚长满冻疮。
加班加点、忘我工作已成为创新团队的习惯。2008年冬天，为了完成车载试验，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团队连夜开到衡山脚下，刚一下车，刺骨湿冷的狂风将张博士的帽子卷飞出几十米。就在这样的气象条件下，大家仍手拉着手，顶风冒雨爬到山顶工作。整理完数据后，他们又冒险继续赶路，马不停蹄连夜下山转战广州。
小型化、高精度是世界各国激光陀螺研制的方向。罗晖教授把近5年生产的陀螺测试数据都打印出来，打印的数据纸摞成3摞儿有1人多高。他整天对数据分析整理、仔细对比，一干就是9个月，终于找到规律，缩小了尺寸，提高了精度。
由于保密需要，创新团队成员的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发表；由于攻关进程紧张，他们分不出精力准备报奖材料，43年只报了3次奖，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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