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年—1800年》

 

　　在许多教科书中，工业革命的时间被定格为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被视为工业革命开端的重要标志……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工业革命似乎是个科技进步事件。

 

　　虽然熊彼特的科学主义理论把19世纪经济知识增长归功于科技进步，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提出，“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知识经济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经济史教授扬·卢滕·范赞登显然是这一理论的坚强拥趸，在他看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要进步意义的工业革命理当有更深刻、更宽广、更复杂的内因：“工业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的结果”，“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三个方面都具有（持续）突出的表现”，而“工业革命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特别互动的产物”，因此，“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才）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

 

　　工业革命不应被看成孤立事件

 

　　埃德蒙反复提到知识经济，范赞登则着重于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等多种学科角度挖掘知识经济的内涵。按埃德蒙的分析，工业革命至少有这么三大特点：虽然重大发明较多，但大都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创新已成一种能激发普通阶层智慧并为全社会大力推崇的社会文化，说简单点就是创新实现了平民化、自觉化；工业革命与必要的科学知识不可分割，只有当普通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某一集中时段内重大发明“爆棚”才有可能；发明从来都不是什么“奇技淫巧”，而是可为公众带来巨大收益预期，也就是利益推动创新。

 

　　据此，范赞登在历史长河中分析欧洲政治发展变迁，发现正是因为私权的确立和保护，才为公民财产实现增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个人发展总是面临难以突破的权力天花板，私产就不可能实现独立可持续的发展。而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客观上刺激了子女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释放了更多民智。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中国禁锢于“三纲五常”的伦理枷锁中，个人智慧受到极大限制。

 

　　印刷技术是范赞登分析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客观地看，印刷技术出现后，过去为精英阶层垄断的科学知识，通过大量书籍源源不断流向了平民阶层，大大提升了平民的知识水平。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比欧洲印刷术发明更早的中国印刷品数量本来也很可观，之所以印刷术没有助推中国引发工业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或在于，中国的印刷术更多局限于文学层面，对科学技术关注得少，传播得更少。

 

　　在分析制度因素时，范赞登反复强调了制度效率的概念。高效的制度“可以产生低利率、大量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制度效率的因素同样很多，比如“利率、技能溢价、市场参与水平以及市场融合度”。范赞登更看重的一点是，“高效的‘纵向’制度的关键特征是他们保护无权者以对抗那些掌权的”，公共博弈规则的确立，正是法治的源泉。只有实现了博弈法治化，制度才可能真正免除大众投身发展的后顾之忧。

 

　　大小“分流”并不偶然

 

　　与埃德蒙的研究方法略显不同，范赞登将工业革命研究拓展到1000年至1800年这一漫长时段，还特别注重通过对比方式，比如以中日为研究比较对象，分析寻找工业革命的“活水源头”。

 

　　范赞登并不赞成北海地区的分流（即“小分流”）始于17世纪的说法，认为这一时间点应前移到“15世纪后半叶”。理由是“‘小分流’得以发生的基础是英国和荷兰的商业迅速扩张，商业扩张引发了大西洋(4.480, -0.21, -4.48%)国家巨大的制度变迁”，为“英荷赢得了逐渐扩大的国际服务的份额，以及扩大了在关键出口工业中的份额”。

 

　　商业发展并非北海地区“小分流”的唯一因素。“在1700年前的两个世纪中，由于采用了现代火器而出现的大规模的战争”，对欧洲的集中与分裂形成了强大压力。为了“抵御领土面积较大国家的侵犯”，一些有助于“维持欧洲的竞争性的国家制度”在北海地区小国中应运而生，制度效率得到加强。特别是为了“激发”公众捍卫国家安全的热情，“公民权”逐渐从法律角度得以具化。

 

　　“公民权”既是一项政治权利，也是一项经济权利。当公民的权益包括经济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时，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才能挣脱权力与道德的束缚，坦然走到阳光下。当公民维护个人权益为己谋利成为普遍能接受的文化观念时，市场经济的种子已悄然种下。

 

　　中西方的“大分流”向来是学界研究重点。18世纪中后期，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迅速驶上了经济发展快车道。而在所谓的“乾隆盛世”，清朝中国GDP占全球三分之一，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三项均创下截至乾隆时期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在这场原本看来至少势均力敌的赛跑中，清廷最终完败，若干年后还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

 

　　如果说“小分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公民个人权益从法律角度得到更好保障，那么“大分流”则是因为英国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之下，面对外国列强，虽然清廷也偶露奋起直追的雄心，但因选择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对上层权力的道德自觉要求特别高，非但未能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坚硬外壳，最后还落得个被外国列强分食的可悲下场。

 

　　同样是自上而下式改革，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实现了“脱亚入欧”，而中国的“戊戌变法”仅延续了短短的“百日”便以夭折谢幕。范赞登认为，两者结局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中日制度效率的巨大差异。相较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的雄心壮志，年轻的光绪有心维新，但无法借助手中脆弱的权力压制既得利益群体的疯狂阻挠，作为同代人的李鸿章更是瞻前顾后，最后还落得个卖国贼的历史骂名。

 

　　工业革命，辉煌能否复制

 

　　范赞登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呈现出的“小发明潮”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为此，范赞登把这个背景拉得足够长，只为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会有什么样的收成，工业革命只不过是英国知识经济发展的水到渠成。

 

　　丘吉尔说过，“看得到过去多远，就能看得到未来多远”。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恢弘的工业革命，我们很容易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未来是否还有工业革命？如果有，这样的工业革命会在哪里重现辉煌呢？

 

　　这样的追问不无道理。既然工业革命离不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今天知识经济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毫不为过。知识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就成了许多国家的重中之重，而借助于越来越完善的市场经济，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估计的数据来看，现在我们每天生成的数据高达250兆亿个字节，超过过去两年里生成的数据总量的90%”。大数据本身就是知识经济的量化体现。

 

　　至于范赞登提到的制度效率，似乎也没有太多挖掘空间。塞缪尔·亨廷顿的弟子福山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各国都会选择民主制度，历史就此终结。如果历史真的已经“终结”，那么是否意味着政治发展已触摸到了天花板。如果人类真就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知识经济积累水平远超历史任何时候，那似乎更没道理不会再度复制工业革命的辉煌。

 

　　不过，如果我们照范赞登关于知识经济的分析逻辑，也许可找到许多激动人心的亮点。工业革命之所以为人注意，权因地域和时间均相对集中。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内涵空前丰富，各种竞争发展更是空前激烈，各类重大发明也是前所未有且丝毫不见放慢脚步的迹象……如此看来，今天的新工业革命地域可能宽广到整个地球村，有更多国家站在“漫长的跑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