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德国、日本制造业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不是没有，但严重缺失。究其根本，反映了心态、制度、文化和经济的哪些问题？

 

在分论坛4“工匠精神”上，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就中国制造升级换代问题向与会嘉宾发起讨论，探讨更值得中国借鉴，适合中国发展的工匠精神之路。Michael Fübi认为，浮躁是匠人精神的大忌，不利于长久发展。德国的教育体制下，公司非常重视投资教育和人才培养，对优秀人才的养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值得中国企业借鉴。Aldo FUMAGALLI认为数字化科技浪潮下，很多中国及亚洲企业勇于创新，取得突出优势，成为新兴的“数字匠人”。陈文琦就创新和儒家的关系进行了分享，他认为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中国，具有整体创新的精神。单霁翔院长谈到故宫的师承制传承在今天的变革，以新机制打通传承链条，创新化了传统的工匠精神，取得良好效果。

 

以下为发言实录：

 

项兵：今天我作为主持人也了很多很多，我希望提三个小问题，提完了以后，让我们各位同仁、朋友们提问题。

 

其实我也一直关注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问题，作为制造大国，德国、日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德国、日本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比如日本朋友谈到优秀技工的培养，当然日本朋友也谈到师弟关系，360度的包括人的生活关系、价值取向、梦想都可以和工匠精神息息相关。哪种方式更值得中国人借鉴？我看我这一代人能静下心来琢磨、研究事的不多，这是实话，我们心都比较浮躁，也包括我自己。

 

在具体的情况之下，哪条路更值得中国去借鉴？请在座的专家做个分享。

 

第二个问题，工匠精神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刚才我们的演讲人都谈到创新。我每次去日本，我觉得日本思想是教科书方面的案例，孔老夫子写到哪儿，他们可以做到那儿，所以在日本看到了儒家思想的伟大，也看到了儒家思想的潜在的问题。在儒家的这种环境下，是不是可以诞生像谷歌、Facebook、特斯拉创新的企业？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

 

第三个问题，就是1999年到了北大光华，2000年第一次给本科生上课，班上有30几位来自于全国的状元，进去之后有非常大的震撼。但是我说，如果你们代表了中国最聪明的一批人，你们来光华学习会计、财务、金融这不是人才巨大的浪费吗？你们这种智慧，应该去研究黑洞、生命科学、航空发动机等等。如果这么智慧的人都聚集到一起想着赚钱，这对社会的杀伤力是非常巨大的这可能是另外一种举国炼钢的问题，所以大家都赚钱去了。

 

无论创业或创新，我坚信中国的创新、创业有更好的未来，需要更多的年轻人为了兴趣、爱好、担当、全球问题的解决去创业和创新。我去到斯坦福、哈佛大学，他们有一批孩子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去创富而去创新，真的是为了社会解决问题而去创业、创新，所以他们可以心静如水，握有兴趣、责任、担当，不会看张三挣钱就学张四，看李四挣钱了学李四，会计挣钱了学会计，金融挣钱了学金融。

 

请6位简单人做个分享，之后让观众来提问题。

 

Michael Fübi：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哪个方式更合适。你刚才讲到大家都比较不够耐心，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浮躁，这对于匠人是非常不好。因为匠人要花很多的时间把一个事情做好，非常浮躁的话就是草草从事，做的东西非常糟糕。

 

我们是负责质监的，做这个事情做了140年了，我们可以看出来急于发财的人，我想他们总是牺牲代价来赚钱。在讲到德国的教育体制，公司来出钱让学徒来学三年、接受培训，这个钱是由公司来付的，因为相信他们学了技能留在公司工作。当然有时候那些学生做了学徒三四年后就走了，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留下来。如果急于求成、非常浮躁的人，写完以后就去找另外一家公司，然后一两年之后可能赚更多的钱，赚稍微多一点的钱，然后又跳槽找另外一家公司，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公司就不愿意来投资培养。几乎所有的德国公司通过这些的方式来投资教育和培养人才，我觉得中国不光是由政府来出钱或者是大学来出钱，公司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公司愿意这方面花钱培养自己的人才，当然他们也愿意来接受其他公司培养出来的学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让所有公司有对培养人才的重视程度。

 

Aldo FUMAGALLI：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可以诞生谷歌、特斯拉这样的公司。我们跟陈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所谓的数字匠人，在过去几年刚刚出现比较新的东西，亚洲人这方面做的非常好，是世界第一。比如说微信，我觉得微信是最好的一个通信工具，没有其他一个应用有这么完整的功能。为什么呢？因为腾讯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每年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功能和质量，所以微信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通讯的工具了。在韩国、泰国、印尼做的最好的不是谷歌，是亚洲的公司，他们比谷歌更好地满足亚洲消费者的需求，也就是说他们有这样一种数字匠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不用管谷歌、特斯拉，我觉得你们有优势。我觉得中国做的非常出色。

 

陈文琦：针对第二个问题，刚刚提到了创新跟儒家。我们从历史来看，儒家在中国几千年了，可是创新在中国是有长远历史的。我们看到世界上面过去的很多大的方面，其实是中国开始的，所以可以表示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儒家绝对不是一个创新的问题，本身是有这个土壤，我也深深地相信中国文化，我们相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又日新本来是我们相信的。

 

项院长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回过头来跟价值观有关。大家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儒家又强调富贵于我如浮云。同时我们看到的整体的眼光如果够高，就能够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多，这是有整体创新的精神。

 

确实欧美的孩子们在教育上面，实际上所追求的是他们的理想，其实在这方面假如说可以越来越追求大家的理想，我相信在创新上面中国绝对不会输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

 

单霁翔：刚才日本朋友和台湾朋友都谈到了关于传承和创新的案例，比如日本培养徒弟十年，出师以后一直跟着师傅还在学。比如台湾陈老师谈到了中国历史悠久的创新的历史，我有一个实践想跟大家分享。

 

故宫过去是师承制的传承，今天这样的链条在体制、机制上以及从政策上是断掉的，比如老员工在60岁要退休，我们进的员工每年有1万多人报名，所以百里挑一挑的都是名牌大学硕士以上的毕业生。过去的工匠、师承制就断掉了？怎么办呢？我们成立了两个非建制的单位，一个叫故宫研究院，一个叫故宫学院。故宫研究院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把60多岁、70多岁、80多岁以及90多岁的老员工，只要有愿望把一生的经验留在故宫博物院，给他们设立工作岗位，通过我们文化产品的营销和社会的捐赠把他们的工作能够安定下来。

 

故宫学院就是培训，使我们培训机制化、体制化配上师傅师承制的传承。今天故宫研究院已经发展到15个研究所，比如说像陶瓷、书画、藏传佛教、考古等等，我们的故宫学院每年开展25000项培训，今天故宫学院的院长孙博士也到会了。通过这样的机制上下打通，使我们在体制机制还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做实验性的，把老先生的经验和年轻人的工作需求通过这样的链条串联起来。我们实验已经四年了，效果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