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峰会召开在即，在此之前，“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外已经很知名，您了解的情况怎样?
 

李君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国2017年第一场主场外交活动。“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9月和10月正式提出来后，到目前不满4年，但是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其中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这次高峰论坛的举行地点在中国，而且讨论的是中国倡议，因此意义非同寻常。

 

环球时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前两年，很多人不知道它指什么、做什么，从那时的许多人“不了解”到现在的赫赫有名，其间发生了什么?

李君如：要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必须把它同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去认识和理解。在“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来的时候，国际社会有积极呼应的，也有冷眼旁观的、恶意诽谤的。有人说这是中国将产能过剩的危机转嫁给他人，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也有人说这是新殖民主义，更有人说这是中国排斥欧美之举。现在，这样那样的说法都应该澄清了。如果我们把“一带一路”倡议同当今世界上出现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一带一路”的本质要求是经济全球化。中国提出这一倡议不仅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而且把经济全球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一个新格局。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把经济全球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格局?

李君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我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它不是哪个人人为推动起来的，而是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经历过很多轮，最近这一轮是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但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有反全球化运动加以抗衡。这三四十年来，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直在斗，但经济全球化仍势不可当。

 

与此同时，我们党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之初就已经注意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有长处，也有局限性。我们为此制定了“趋利避害”的对策。

 

就西方国家来讲，他们最初逼迫中国融入全球化是有意识形态考虑的，希望逼迫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结果失算了。他们万万没想到，参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使中国发展起来。

 

现在，经济全球化之所以遇到很多挫折，主要是因为：第一，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在资本的趋利性指导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空心化趋势，他们国内的就业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第二，西方国家一方面大量依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另一方面又以为名限制高新技术出口，导致国际贸易出现了大量逆差，致使有些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第三，对金融监管失控，虚拟经济为投机经济打开通道，蓝领底层的生活受到伤害，白领中产阶级下层的生活也受到影响，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民粹主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扩大了影响。这与其说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搞清楚这些是是非非，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说是经济全球化走到了终结之点，而只能说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出现的问题，要求我们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完善全球经济共治。由此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推进是由技术支撑的。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依托的是航海技术，因此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洋经济全球化。现在则不同了，除了集装箱航运技术外，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出现把内陆经济同海洋经济打通了。我们的“一带一路”就是个标志。比如铁路以连云港为起点，可以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欧洲。最近媒体报道的从义乌到欧洲的中欧班列，就是一个象征。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已经不是大西洋经济的全球化，也不是太平洋经济的全球化，而是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打通了的经济全球化。

 

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在形成一个全新的格局。所以，“一带一路”的意义绝对不是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贸易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我们在报道中发现，很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感兴趣，但如何对接是个大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李君如：“对接”这个概念，是中国提出的。这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也是中国提出的，属于价值观性质的概念，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概念都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非常好，有针对性，可以避免人家的误读。

 

我这里所说的“误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读”。去年我从新疆出发，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土耳其走了一趟。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它穿越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多元区域。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按照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要解决好“民心相通”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带一路”主要是“经贸一带一路”，但又不单纯是“经贸一带一路”，还要走通“文化一带一路”，用“文化一带一路”来支撑“经贸一带一路”。当然，文化的“对接”非常不容易。关键是要找到各方的“文化认同点”。

 

另一种是由于地缘政治产生的“误读”。去年我从新疆出发考察前，先在那里参加了中亚五国、南高加索三国政要和专家学者出席的研讨会，听取他们对推进“一带一路”的看法。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赞扬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又毫不隐瞒地向我们倾吐他们的苦楚。那就是，他们在地缘政治框架下，不得不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我在会上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关于“对接”的思想，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是和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对接的，更是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因此，我们不需要他们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他们则表示不选边不行，有的说在安全上只能选俄罗斯，在经济上可以选中国。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外交上必须进一步处理好我国同俄罗斯、印度等地缘政治中一些关键国家的关系。

 

现在提到“一带一路”，好像进展比较大的是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建设会因此滞后吗?
 

李君如：“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依靠航海技术和信息化。高铁、高速公路将内陆打通，“海上丝绸之路”则比较缺乏新的技术手段。“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很多是岛国，他们既希望中国过去，也担心影响同印度、美欧的关系。而我们的航海技术尚未像高速公路、高铁那样有新的突破，支付宝之类的信息化产品那些国家又不用。不过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不用太担心，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通后产生的辐射力很重要。

 

当今世界，一面是贸易保护主义、民粹风潮在兴起，一面是“一带一路”受到欢迎，它们既并列前行，又相互关联，这体现了当今世界的什么特征?

李君如：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矛盾之一是内部矛盾，即社会结构分化，底层民众生活困难。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受挫，普通民众得到的利益不多。西方国家为了搞资本扩张，在全球搞跨国公司，实体经济出去了，从他们的国家来讲，钱越来越多，而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是他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内部矛盾，是他们造成的。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一是西方发达国家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矛盾;二是他们国内资本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矛盾。

 

中国这几年除了参与经济全球化，很注意化解社会矛盾，做了很多脱贫致富的工作。西方国家缺少这一块。现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