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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业也要打一场‘ 持久战’——中美贸易战的最终结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见分晓。我相信中国能在中美续博弈中，最终实现规划目标，建成制造业强国”临挑战, 中国制造业准备好了吗?

 

记者：你如何看待当前中美贸易战?

 

王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开始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加速发展到今天，貌似已经发展得十分强大，但现在面临着美国以“贸易战”为主要方式的挑战。我们需要从国家历史、成功经验中去寻找应对当前风险和危机的智慧和方法。我认为，中国制造业要打一场“持久战”——中美贸易战的最终结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见分晓。

 

我相信中国能在中美持续博弈中，最终实现规划目标，建成制造业强国。

 

记者：你认为中国制造业面临哪些挑战？能否具体谈谈？

 

王文：从中国国内的角度上来讲，是三大问题：一是政策落实的怠慢，二是骄躁情绪的鼓噪，三是核心技术的落后。第四个问题是来自国际上的，即外部技术的防堵。说到这四大挑战，我认为主要问题还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三方面挑战。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中国未来能否成为制造业强国，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否落实到位，高新科技从业者是否能够真正崛起。这三方面之间不存在哪一个是更主要的，而是他们之间能否相互配合的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是否能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战略、政策，如果地方政府走偏了，地方上的创新就不可能突破瓶颈。另一方面，从创新者角度讲，一些企业存在通过技术造假，从政府那里骗取财政拨款的问题，以及企业能力不足出现的方向偏差问题。要解决中国国内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走官民合作之路。

 

突破技术瓶颈需要官民合作

 

记者：请问为什么说中国国内原因更重要，会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呢？

 

王文：第一，中国现在已经一定程度上渡过了西方遏制住中国发展的阶段，但关键前提还是要保证自己不犯错误。第二，中国这些年来取得的成绩，基本都是官民合作的结果。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完全可以依靠市场而政府不加扶持就能够突破核心技术。这也不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普遍地看，核心技术走向市场是要依靠政府引导与支持的。但仅有政府也无济于事，还得要有市场上的大量的民间力量和社会力量。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者：那你认为这种官民合作的机制应当是什么样的？

 

王文：这个机制实际上高度考验着中国政府如何对高新技术产生巨大的引导力量，也考验着高新技术从业者如何利用好中国政府优惠政策。两者间互动机制非常重要。而现在的情况是有点儿脱节。也就是说，现在有些很了不起的民间创新者，不知道政策奖励机制是什么，也不知道能够从哪儿拿到这些资金，更不知道如何进行市场转化；而政府也不知道财政拨款的流向是否给到了最需要资金的、掌握着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了解决这个脱节问题，从政府层面上来讲，关键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高新科技创新的引领以及各种优惠投融资政策的落实，政府要做好督办角色。现在中国在高新科技突破层面上，政府投入之后的成果在哪里？财政拨款到底有没有落到真正需要的单位和高新技术从业者手里？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借鉴过去五年反腐的一些经验的。从成果着手，可以成立创新成果的后期巡视小组。另外，还应加大军民融合的力度，因为我们国家很多军事领域的高新技术实际上还没有延伸到民用领域。

 

中美贸易战需要进一步巧作为、精作为和实作为

 

记者：为什么2018年的中美贸易关系反复无常，这一情况的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

 

王文：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社会频繁退群，临时改变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地震”中强度最高的。首先，我们要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和贸易领域的反复无常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第二，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产生的预期影响不能被低估。尽管7月6日美国开始强加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并马上扬言要再次加征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对这种大动干戈、甚至颠覆了中美正常贸易关系而有可能导致下一步中美贸易关系继续恶化的情势，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要对防止局势的恶化持有底线思维。

 

记者：你认为应该怎么应对？

 

王文：第一，放弃幻想，捍卫国家利益。第二，要在必要时找到战略空间，推行战略利益交换的灵活外交思维。外交是妥协和博弈，只要有利益诉求，双方就有谈判的空间。第三，要广泛联合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特朗普贸易战的大炮对准的不只是中国，是全世界。看上去有危险，但对中国而言也是最好的时机。过去的这些年，中美两国之间战略地位出现了微妙的调整，中国相对于全球来讲，从战略寡助到了战略多助。美国的盟友很多，获得的支持也很多，现在却出现了逆转迹象。第四，要利用这次中美贸易战倒逼中国国内改革，督促相关政策落实。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出了大量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但是执行机构落实得不好，这与中央与民众的期待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必须要补齐这一块短板。中美贸易战的发生正好倒逼中国国内改革：该简政放权的一定要简政放权，该要有负面清单的就要公示负面清单，该鼓励创新就要真正把水流到该流的地方，流向真正需要的企业。

 

记者：中美两国分别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位居全球GDP前两名，中美贸易战可能会给全球化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文：目前来看，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中美GDP总量占全世界总量的近40%，贸易总量占全世界总量的50%多，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就像是两头大象打架，最后遭殃的是地面上的草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行为体——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在中美贸易场大打出手时幸免于难。全球化未来发展的路径，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贸易冲突上的解决程度，也取决于中美两国高层对于未来的战略期许、战略远见和战略共识。中美两国就像是两个发动机，拉动全球经济往前走，如果两个发动机往两个方向运行，势必会造成全球分裂，所以必须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去推动全球化。从现在看，美国明显是希望能够按照它的利益方向重塑全球化。但中国的想法更加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我们自己的塑造能力，发挥中国方案的有效性。中国方案的有效性也要包括美国。现在需要我们主动去制造时机，需要巧作为、精作为、实作为。

 

记者：那你能不能具体说说巧作为、精作为、实作为？

 

王文：比如说对美国，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巧妙一点。双方可以有更多的利益交换；还有，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五周年，其他国家对我们期待很高，但我们不可能满足那些国家的所有要求，一方面我们要给予他们更多投资、贸易、货币，并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市场化运作在“一带一路”国家获得阶段性的实际收益；第三，我们在“实作为”方面也不能光有大承诺与大口号，还要实实在在地履行，以此提升中国威望。

 

中国处理中美贸易关系时需要更多的战略定力

 

记者：那你觉得怎样才能推动中美贸易稳定发展？

 

王文：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冲击两国社会的心理预期。这些年，中美贸易总体趋势在增长，但一方面，我们要对特朗普强加的贸易战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对资本市场、社会心理冲击的重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全球化的趋势和浪潮是不可能被个别人所遏制的。中美贸易稳步往前走时可能会有一些波折，但趋势是不可能被遏制住的。中美两国人口合计约17亿，每年都有六七百万人次的往来。我本人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去美国一次，这些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中美间在不断开辟新航线，过去只有北京、上海到纽约、华盛顿大城市的航线，现在中国重庆、成都、郑州、武汉这样的二线城市也都有直飞美国旧金山、洛杉矶、底特律等城市的飞机，而且每个航班上乘客都是爆满，几乎没有空位，这就是民间力量。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增加的关税相当大一部分是老百姓埋单。有人认为，近年来美国失业率下降，股票指数上升，实际上，这是奥巴马时期政策惯性使然。在经济上升扩张期，特朗普用减税的方式继续刺激它，无疑于像是奥巴马执政八年给美国经济吃补药，让美国经济逐渐恢复。特朗普上台后用减税、移民、贸易战、再工业化等一系列措施再次给美国经济吃了伟哥，其结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记者：在严峻挑战与重大机遇面前，中国该怎么做？

 

王文：第一，要有战略定力，相信我们对于世界形势的判断并由此制定的战略规划是正确的。目前社会舆论心理较为脆弱，见不得风吹草动，仿佛有一点儿动静就感到大兵压境，没有信心。第二，要有战略恒心，必须要让战略可持续发展下去，像“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投资、对内全面深化改革等，都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中国靠共商共享共建融入世界

 

记者：你认为中国所代表的先进文明究竟先进在哪里？

 

王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文明是20世纪的，美国文明的崛起是建立在18世纪到19世纪大英帝国崛起的基础之上的。大英帝国是怎样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依靠殖民、贩卖黑奴、攻城略地、列强战争、鸦片贸易等。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吸取了英国的经验，代表20世纪的文明，不再像英国那样靠殖民、土地兼并和贩卖黑奴，而是依靠贸易经济金融体系，像美元霸权和货币超发建立的霸权来盈利，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来引领世界，与18世纪到19世纪相比，肯定是更加先进了。世界进入21世纪，中国不需要靠战争崛起，也不再靠不平等的国际体系而崛起，而是靠制造业立国、贸易立国、勤奋立国崛起，靠共商共享共建融入世界。

 

记者：请问你对未来的经济全球化有怎样的展望？

 

王文：从短期看，未来经济全球化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从长期看，我觉得进步的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现在全球化面临三大力量来提升和完善：

 

第一大力量就是来源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它会使全球化变得更加公正、平等、民主，不可能永远只有西方国家在引领。

 

第二大力量就是技术力量。这些年来，类似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生活越来越方便，缩短了贫富差距，这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比如，微信、诸多APP技术，中低收入者能低成本地享受到很多过去只有富人能享受到的便利化服务，包括随叫随到的点餐服务、车接车送、家政出行服务等等。互联网广泛普及带来的实际贫富差距缩小是隐性的，实质上是社会服务的便利化。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这一点上，中国是做得很好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正在改变自己，也在为全世界带来便利。这也正是设施联通在全球的重要性。基础设施不只是公路、铁路，还有wifi、智能化技术，中国正在将这些技术推广至全世界。这也使得全世界中低收入者因此而受益。

 

第三大力量就是个体的力量。一些极聪明的个体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种现象在过去是没有的。现在互联网极大地增加了个人的力量，也增加了个体的摧毁力，比如恐怖主义蔓延；但也增加了个体的创造力，扎克伯格创立Facebook时仅20岁出头，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信息通讯；张小龙带领的小团队用微信改变了全世界等等。个体的力量通过互联网被高度放大，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高智商个体可能会研发出比微信还先进的技术。要相信，在互联网技术日益进步的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天才出现，让我们的全球化变得越来越好。

 

中国的股市和经济要回归正常水平

 

记者：现在我们把视野放回中国国内，你对今年中国的经济和股市有哪些方面的预测和看法？

 

王文：我不是股市方面的专家。以有限的知识判断，我认为股市还是要回归到实际价值。经过几轮波动，人们对于股市的认识也要回归理性与正常。股市不是暴富敛财的工具。过去很多创业公司对于股市认知存在误区，把上市作为终极目标。企业的终极目标是更好地服务于民众，把上市作为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圈钱、敛财暴富。对于企业家来说，上市其实应该是企业进入到更好阶段的起点，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者却把上市作为终点，似乎上市之后再变现就能赚很多钱。这种价值观是扭曲和浮躁的。股民同样如此，把资金投入到公司后就是为了一夜暴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炒股”。炒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概念。只有像中国这样少数几个国家有“炒股”一说。把钱投入到股市中是为了投资、保值和增值，有高于存款利息的回报当然更好，但不代表牟取暴利。股市投资不是为了转移价值，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而是为了发现价值，让那些有潜力的公司更好地发展。

 

同样的道理，中国经济也是要从注重量的扩大转变为注重质的提升，从过去的粗放型增长转向目前的创新型驱动。中国经济很长一段时间是依靠房地产大规模投资，但是未来不可以这样了。我觉得中国的贸易、股市在短期内会出现波动，但不必谈险色变，而应抓住“三去一降一补”的机遇，让有一些疾病的身体能尽快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