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三月份，新冠肺炎攻陷全球，疫情的主战场从国内转移到海外。病毒所过之处，掀起日用品抢购潮，多国暂停粮食及部分重要医药用品出口。平日富足的欧洲各国，甚至互相扣留防护物资。

这场疫情，让世界不约而同看到了制造业的意义。

中国的车间传来了洪亮的机器轰鸣声。全国数千家企业新增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医疗器械等生产业务，紧急审批资质，快速改造生产线。

正是“中国制造”雄厚的产业基础，为超大规模的防疫动员创造了条件，为白衣战士反攻病毒不间断地输送情报和弹药，为疫情后的秩序修复提供物质保障。

产能要扩张，设备、人员、上下游供货环环相扣。中国制造业在疫情中表现出的弹性和效率，绝非一日之功，这种能力世界稀缺。

欧美技术虽牛，但抛弃了技术转化为产品所依托的生产线；

东南亚和印度雄心勃勃，奈何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组装工序。

然而，要建立完整的工业链，布局周期长、见效慢、利润低，如同种树，以10年为计。早在2003年的那场“非典”，中国就开始积蓄内力了。

从“非典”到新冠肺炎，疫情性质相似，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时隔17年，于人则成年，于国则质变。

01、雁阵

这17年的制造升级，贯穿了我从小学到毕业工作的成长过程。

我生长在一个北方三线城市，“非典”那会儿，正读小学四年级。

当时大人们习惯以『国产的，还是进口』作为商品的通用评判规则。大到冰箱、彩电、洗衣机，小到钢笔、牙膏、指甲刀，进口货永远都是质量好、档次高、价格贵的代名词。

我也跟着傻傻地以为，贴着国外商标的东西，都是在国外完成整个生产，再运到中国售出。

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顽固。前几年中国游客疯抢日本商店里的马桶盖，拆开包装却发现产自中国。

2003年的中国制造业，还像个懵懂的学徒。好在刚刚加入WTO，承接起海外大规模的制造业外包，让发达或准发达的邻居们看到了自己三四十年前的影子。

令人称羡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无不以“代工厂”起家，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当它们拿下了更高端的产业后，就把利润稀薄的产业传递给更落后的地区，以便利用后发地区的劳动力和市场。于是，亚洲各国呈现出明显的发展梯度，日本人自豪地称之为“雁阵模式”：

日本是领头雁，2003年人均GDP 3.4万美元，一骑绝尘；

“亚洲四小龙”位于第二梯队，当年人均GDP分别为香港2.4万美元、新加坡2.1万美元、台湾1.4万美元、韩国1万美元；

“亚洲四小虎”尾随其后，它们是98年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实力依旧不可小觑，人均GDP泰国2000美元、马来西亚3500美元；

跨入21世纪，中国入世成功，总算正式搭上了这班雁阵。2003年人均GDP可怜巴巴，不足1000美元。

迟来的中国默默当起了尾雁，接过别人洗手不干的苦活、脏活、累活，看似吃了不少亏，殊不知，却是后发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唯一选择。

印度心比天高，妄图跨过工业化，直接发展短平快的软件、金融等服务业，却命比纸薄：不忍直视的马路和厕所、吸纳不掉的闲置人口、武器万国造。

条件优渥的巴西，近些年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邪路，自废武功，被一场雨林大火烧回了原形。

一个大国的成长没有捷径，就要脱一层皮，吃几十年的苦，埋头培育能规模化吸纳就业的长链条制造业，敢于面对血汗工厂和环境污染的副作用。

02、微光

承受的阵痛远不止这些。时间回拨到更早的上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记事了，不时听到有亲戚下岗的消息，包括我妈妈。大人们好长一段时间愁容不散。

站在今天，可以冷静地把国企改制、职工下岗理解为甩掉包袱，换取WTO的门票，接轨世界。置身于当时，感受到的是哀鸿遍野，是无数家庭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

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我市建成的“西郊八大厂”，曾是荣光闪耀的城市图腾，竟筑成一代人心中的悲凉符号。

老工业区的废墟之上，新兴的民营企业射出几道微光。

2003年，本地家喻户晓的长城汽车厂，成为国内首家在香港上市的民营车企。

那时私家轿车还属小众消费，但长城牌皮卡拉货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大人们东一言西一语的议论，在我脑中拼出长城的大体形象：原先是家亏损的汽车改装厂，只会造皮卡，靠手工一锤一凿地攒车，因价格便宜，在非洲销路甚好。我又脑补出一幅画面：灰头土脸的皮卡在非洲旷野上颠簸作响。

长城在设计之初的模仿对象——中兴皮卡,在利比亚内战时改装成结实耐用的皮卡战车

与长城汽车并称我市制造业双子星的，是英利集团，创始人是名退伍军人。他瞅准欧美清洁能源革命的战机，决心进军光伏发电市场，开始招兵买马。在英利内部，他把自己2003年前后招入的员工，称为“黄埔一期”。

英利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

同样由退伍军人创立的一家公司，远在两千公里外的南海之滨。2003年之前，它的产品与普通人的生活并无交集。我偶尔从家人的聊天里，听到一家叫华为的通信设备公司，派出的推销员一脸急切，拉项目的方式几近央求。

最近看到一则爆料，描述了相似的情形：早年华为的招聘人员混进高校宿舍，逮着打游戏的男生，就凑过去宣传。

那个身段低到可怜的华为，想象得到日后的光芒万丈、盖世双无吗？

2003年底，经历了前两年《华为的冬天》的深刻反思，华为将业务由toB向toC扩张，挺进手机领域。狂飙盲进，还是异军突起，时间将给出答案。

2003年时的手机型号及售价

2003年，中国制造业风云际会。

像长城、英利这般初出江湖的企业，以及东南沿海无数加班加点的代工厂，一齐发力，把中国经济从“非典”的谷底托了出来。

全球化浪潮滚滚向前，“非典”激起的那朵浪花，很快被抚平。

2003年各月GDP增速画出了一道象征胜利的“V”

2003年中国全年GDP增速比去年不降反升，首次冲上10%，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拉开了属于中国的“增长奇迹”的序幕。

03、激流

2005年，我上初中了。

两点一线的生活并不枯燥，我们几个同学结伴步行回家，一路数着路边停放的汽车的车标，比比谁有新发现。

那几年，汽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丰富起来。

蓝黄相间的韩国现代出租车，取代了红旋风夏利；

轿车领域，日系、德系、美系、法系，群雄并起，一代经典大众桑塔纳87版难觅踪迹；

自主品牌的车标，沉睡在面包车和卡车上。

还记得造型憨憨的夏利，火柴盒似的桑塔纳，何时销声匿迹的吗？

中国加入WTO后，开放了汽车市场，大幅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合资轿车一拥而上，加速中国汽车工业新陈代谢。自主品牌受到冲击节节败退，纷纷转战专用汽车。

不仅是汽车，街头巷尾的工装也多了起来。一次我路过长城汽车的厂区，朝大门内望去，清一色的灰色工装，成群结队地走出来，与我们放学冲出校门的喧闹，完全是两个画风。那井然有序的阵势，堪比一支军队。

坊间广为流传着长城、英利的半军事化管理方式，它们被“霸道家长”、“血汗工厂”的污名缠身。

生物老师为我们讲述了他弟弟在英利上班的辛劳：在无尘化的多晶硅组装车间里，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最后，他喊出“少壮不努力，长大去英利”的口号，警示我们不要荒废学习。

03、腾飞

2008年，我上高中了。

那一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外贸断崖式下跌，制造业饱受摧残。政府祭出“四万亿计划”的大手笔，以未来十年房价的大幅上涨为代价，扩大内需，为经济逆势上扬杀出一条血路。

长城汽车已在皮卡行业站稳脚跟，不甘于停下脚步的它，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填补国内中低端SUV的市场空白。幸运的是，皮卡与SUV的技术类似，生产线得以顺畅转接。旗下主打车型哈弗H6，此后10年连续夺得SUV品牌销量榜冠军。

几乎同一时期，欧美对新能源概念炒作正盛，光伏制造企业成为资本追逐的“宠儿”。英利顺势扩大产能，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出货量全球第一。财大气粗的英利赞助了2010年世界杯，声名鹊起。

不是每家企业都能这般风光，不是每条行业赛道都对我国敞开怀抱。比如，对技术和设计能力要求不低的手机行业。

高二生日那天，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诺基亚5230。按键让位给前卫的触屏，任由一支手写笔解锁五花八门的功能——相机、MP3、电子书阅读器……兴奋感久久不能平复。

柜台销售员告诉我：“国内手机销量排行前三甲，依次为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国产品牌嘛，没有存在感可言。”

小城信息闭塞，我还不知道，也是这一年，苹果手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iPhone3G在北京世贸天阶发售，门店人头攒动。这匹黑马用指间的流畅与华丽，重新定义了手机。

此时的华为延续着低身段，躲在幕后给运营商做“充话费”赠的合约机，不露商标，不推广品牌。华为闷声储备技术，立项研发麒麟芯片、鸿蒙系统，准备有朝一日“备胎”转正，跟国际手机巨头短兵相接。

到201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制造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世界工厂”的宝座一百多年来首次易主。

不到十年的光阴，浓缩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工业革命。

“中国工人”以群体形象上榜美国《时代》杂志年度人物，实为罕见。

04、风口

2011年，我上大学了。

那一年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元年，随着一句高呼：“小米，为发烧而生”，国产品牌纷纷高调入局，掀起了手机百花齐放的时代。

华为敏锐地嗅到了风口，2011年的战略会上，宣布将手机端业务升格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砍掉合约机，走上台前专做自有品牌，扬言“要把华为手机做到世界第一”，引来一片冷嘲热讽。

国产手机跑马圈地的热闹只限于下游，占据高端机领域的，是售价3000+的三星，和5000+的苹果，学生党想入手，要么吃土，要么卖肾。

旗舰机1999元的极致性价比，配合互联网饥饿营销，让小米吸粉无数。抢购小米新发机型的一通操作，我历历在目：中午一下课，冲回宿舍，打开电脑，登录小米官网，蹲守激动人心的秒杀时刻。

但激动属于他们，1999的价格对我仍不算友好。预算千元以下，我最终选择了华为C8816D。

早期的华为机型在我们校内的名声不敢恭维。性能差，卖不动，惨到只能大幅降价处理。

它卡顿，发热，黑屏，电池容量下降，我都能忍，只因足够便宜。

“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是那年的流行语，启发无数人投身创业大潮。

纵观世界过去几十年的创业史，没有哪个主流行业的品牌，从一开始就能冲击高端，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看似踩中风口的本土手机方阵，还得靠稳扎稳打，从低端起步，建立品牌认识度。

对于传统产业，以我家乡的那两家明星企业为代表，更像是一场逆风而行。

长城汽车的SUV做得风生水起，但产品比例愈显失调，“一条腿打江山”终归走不远。不甘心当“偏科生”的长城想要全面开花，开始试水轿车领域。

可惜，被寄予厚望的几款轿车，只剩价格优势，找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核心技术，没能激起什么水花。分不到轿车这块最大的蛋糕，长城眼看要撞到天花板。

2011年是英利遭受严重打击的一年。激进扩张之后，突遇市场需求锐减、欧美“双反”调查等多重冲击，光伏企业无一例外陷入了亏损。英利债务违约的消息随之传来，沉重的债务砸得这家世界杯赞助商抬不起头。

本以为那些高光时刻只是开始，却已是巅峰。黯然神伤的长城和英利，代表了上下游产业集群在那个时期的共同画像。

中国制造业走到了分水岭，过去粗放式增长的风口一去不复返。

2011年起，我国青壮年人口开始下降，长达三十年的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节节攀升的劳动力成本和老龄化压力，劳动密集型工厂迎来了用工荒。

2012年，我国服务业的GDP占比超过工业，制造业的引擎逐渐让位给服务业。发展轨道随之切换，大量新技术将以服务业为源头，反哺制造业。

2013年是中国城镇化的转折点。之前，由中小城市主导，农民就近进城落脚；之后，大城的流入人口反超小城，大学生向中心城市聚集。城市之间，被一/二/三/四线的头衔撕裂。

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强大，中国一流公司的总部集中在北上广深为首的沿海地区。而三四线城市大多沦为财政依附型经济，依赖政府主导的基建和体制内人员的消费。

偏安一隅的长城和英利，相信庙小气数尽的宿命吗？

风口移去后，才发现很多人的致富传奇看似是能力，其实更多是时代给的红利。

源于上述背景，《中国制造2025》于2015年出台，为即将熄火的制造业再造风口。

上一个10年，“中国制造”实现了由小到大；

下一个10年，“中国制造”决心完成由大到强的升级。

05、夹击

2016年，我留校继续读研。

那年迎来了全国性房价暴涨，上调幅度创历年之最，吓得一众同学目瞪口呆。

不能安居，何以乐业。

华为将研发中心从一线城市疏散到二线城市，甚至顶住深圳市政府的压力，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毗邻的东莞松山湖，后者房价只有深圳的五分之一。

家乡每平米均价从2008年的2500元，飞涨到2017年的1.5万。长城坐不住了，把厂房搬到了郊县，甚至有传言长城汽车总部也要另觅根据地，闹得满城风雨。

长城汽车这类企业若被连根拔走，对于一个本就产业单薄的三线城市，意味着什么？产业空心化，只能乞要转移支付，然后分配到基建、餐饮、旅游等低层次的圈子里打转转，或许能惠及少数人，但根本承载不住一个人口大市的发展。

不可否认，房地产曾助力中国制造业起家，功不可没。适度超前的基建，筑巢引凤，提供了优厚的招商引资条件；土地拍卖挂释放的万亿资本和信用，成为世纪之初制造业起步的本金。

可当房地产完成了历史使命，便开始反噬实体经济，黑化为游荡在制造业上空的幽灵。

我感到未来的经济压力，在科研的闲暇，我拿零钱练习理财。贸易战持续发酵，我持有的几支股票型基金跌得我胆颤，最终割肉离场，这心理阴影估计要伴随一生了。

这轮熊市中，最悲惨的当属中兴通讯。美国一纸封杀令，直接让其股市停牌。

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一枚小小的芯片，竟能卡住一个泱泱大国的脖子。

中兴事件罕见地促成全社会反思：中国在世界上的容身之位在哪？

答案是——“世界工厂”！但仅够养家糊口，我们不想只做“世界工厂”。

进一步的焦虑是，中国正面临来自高低两端的夹击：

随着人力、政策、土地等红利渐行渐远，低端制造业不再是中国的绝对优势，大批外资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等“成本洼地”。原来，中国并不是制造业迁移的“终点站”，我们这个产业巨人的腿脚正在被分食。

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上攀爬，就闯入了发达国家的自留地，等于放弃错位竞争，与发达国家迎头相撞，势必遭到居高临下的阻击。

前有封堵，后有追兵，如何支撑起整个国家的未来？

一番斟酌之后，中国做出抉择——脱虚向实，制造升级！

回归制造业，正成为世界共识。

十年阴魂不散的金融危机敲醒了发达国家：制造业才是立国之本、财富之源，金融、地产、物流，说到底，都是为制造业保驾护航的附庸。如果制造业衰落了，锦上添花服务业迟早枯萎。

特朗普竞选之时，就立下“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宏愿，誓要制造业回流美国，不惜掀起中美贸易战。

美、日、德等制造业诸强你追我赶，竞争的焦点，是凝聚着高科技的先进制造业。中国远非技术强国，好在AI、5G、工业互联网等新兴赛场，我们没有缺席。

走产业升级之路，必然是一路刀光剑影，流血成河，可中国已无退路可言。

05、跋涉

产业升级的路上，我们涉深水趟险滩，蓦然回首，17年前牵引我们起飞的“东亚雁阵”已四散纷飞。

日本错失数字革命的机遇，制造业缺乏新的增长极，人均GDP几乎纹丝不动，勉强够着4万美元，引领雁阵有心无力。

“亚洲四小龙”两极分化，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致力于高端制造业的新加坡，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反超了痴迷于房地产的香港，比肩北欧；世界第五大“制造业强国”的韩国，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反超了风雨飘摇的台湾，逼近日本。

中国之大，同时容得下华为和富士康，上下产业链通吃，内部自成“雁阵模式”，沿海先发地区腾笼换鸟，后发的中西部地区承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均GDP在“雁阵”成员中增速最快，17年来增长了10倍，突破1万美元大关。

06、启程

后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大家在一起经历疫情的考验。

疫情当头，我们深切体会到，口罩即是国运，呼吸机就是性命。

中国日产1.16亿只口罩、医用防护服20多万套的工业系统，缔造了中国4万名援鄂医护0感染的奇迹；盛产奢侈品的意大利，却在价值低廉的口罩、防护服等“服饰”上栽了跟头，因防护设备紧缺。

各疫情国的产能捉襟见肘，于是目光齐聚中国这座世界抗疫的兵工厂。中国基本扑灭了国内疫情，开始向海外源源不断输送着抗疫物资，成为了世界抵抗新冠疫情坚实的大后方。

于是有国人亢奋起来，认为中国制造业将借助疫情弯道超车，取代欧美企业在国际分工的位置，一举完成产业链升级。

“超英赶美”的情怀固然可贵，但要敬畏技术客观规律，厘清规模优势与技术优势的区别。这个特殊时期，把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掩盖了中国原始创新的不足。

疫情终将消除，开足马力重复生产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当贸易秩序回归常态，中国制造业抖擞一身疲惫，还得老老实实补课。

身处医疗行业的我，深有体会。

呼吸机是危重新冠患者的生死判官。世界一流技术水平的呼吸机产自德国和瑞典，二流呼吸机产自美国，中国呼吸机被业内视为三流水平。欧盟和美国的产量供不上用量，才会“屈尊”向中国发出订单。

用于检测新冠病毒核酸的PCR仪，同样缺口巨大。某网站发布了国内PCR仪招标采购名单，进口品牌占据绝对主导，采购台数占比超过95%。

CT机担负着新冠肺炎的影像学筛查，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国内医院的进口CT大约占到80%以上。CT所属的高端医疗器械市场，牢牢把持在欧美手中。全球15大医疗器械公司，无一来自中国。而在制药领域，同样由欧美大厂一手遮天。

一场新冠肺炎，证明了中国的无限潜力，但不要寄希望于用这只“黑天鹅”颠覆全球产业分工。制造业的进步，建立在日积步的技术积累，而不是他国的衰落。

眼下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甚嚣尘上的“速胜论”，无益于国内中小企业扛过疫情冲击，反而招致西方国家的不信任和恐惧，绕过中国扶植其他供应链。

疫情会逆转，还是巩固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地位呢？

中国深深地嵌合在世界体系中，若此时自我膨胀，脱离开西方的技术和理念引领，世界工厂的地位就有坍塌的风险。

如同17年前的那场“非典”，这场新冠肺炎也将会是中国制造业积蓄内力的契机。

我们用上一个17年，才完成了从价格优势向规模优势的转换。接着从规模优势向创新优势转换，也绝非一日之功，还需要下一个17年的努力。

这场疾风暴雨般的新冠肺炎，让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强悍的战斗力，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的的核心，不是物质现代化，而是制度和文化的现代化，软件跟不上，硬件就会迷失方向失去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