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从2010年起连续十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表现尤为抢眼：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中国制造为什么成功？中国市场的生存法则是什么？中国制造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对于这些疑问，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斌在其所著《大国制造：中国制造的基因优势与未来变革》一书中，基于自己提出的“追赶阶梯理论”做了明确的解答。

　　解读中国制造的优势来源

　　对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来源，一些中外学者和媒体归纳为三点：一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二是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模仿优势；三是制度性的优势。作者虽然也认可这三点优势的作用，但认为总结得还不够全面。作者在书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需要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制造崛起背后的关键因素，因为那些普遍的因素无法完全解释一些与众不同的现象――虽然我们并不否认上述因素对于中国制造崛起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新的解释框架，必然与中国情境的特殊性有关。”

　　于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书中补充了一种对中国制造业优势来源的解读方式――追赶阶梯理论。

　　作者“追赶阶梯理论”的产生前提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业的追赶过程，这包含了市场追赶过程和技术追赶过程。作者将中国企业所形成的市场结构看作是一个“阶梯”，形成了“市场阶梯”的概念，其含义为：一方面，每个企业都会出现在这个市场阶梯的某个定位上，而这个定位取决于它当前的质量水准和技术水平。由于追赶过程中企业都会不断通过学习沿着市场阶梯向上迁移，因而这个过程就非常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爬楼梯的情形。另一方面，处于这个市场阶梯中的任何一家企业，它们与阶梯中邻近的企业（处于相邻的上端或下端）之间的知识差距是它们与整个阶梯中任何其他企业之间的知识差距当中最小的，因而这些邻近的企业也是它们易于进行知识引入、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由于这些邻近的企业都会从它们各自邻近的上端企业进行学习和模仿，这样就导致市场阶梯顶端的企业所带来的先进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都可以逐级地被吸收消化，转换为下一级企业所能够理解和吸收的知识，从而使整个市场阶梯中的企业都有可能从中获益。

　　作者认为中国的市场阶梯具有三个特性：庞大的本土市场规模、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以及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而这三大特性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进步。比如，“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使中国企业在追赶的早期阶段，可以避开跨国企业盘踞的高质高价市场，较为容易地开发那些被忽视的低端市场、边缘市场等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例如，华为就是从边缘市场出发，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策略来逐步提高自身的能力，建立起完善的技术体系，为未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技术追赶过程是对作者“追赶阶梯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解读视角。作者在解读中提出了“技术阶梯”的概念，即如果我们把一个特定的产业当中存在于中国市场的企业，包括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按照它们的技术能力水平从低到高进行排列，它们将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市场阶梯的技术阶梯。对此，作者还吸收了美国经济学教授加里·H·杰弗逊和托马斯·G·罗斯基的研究成果。在1994年，他们就已经关注到中国的创新系统存在着一个相对较为连续的技术阶梯，他们把这个阶梯称为“质量阶梯”。他们还提到，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以技术水平划分的话，由上至下存在着跨国公司、合资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小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这样的一个阶梯。由于这个阶梯具有较高的连续性，每一阶梯都从外部为它的下一阶梯起到技术吸收和传递的作用。具体到现实而言，合资企业在吸收和转换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后，通过一种技术溢出机制把该技术传递到大型国有企业，而大型国有企业通过产业关联、技术外溢机制把技术转换成小型国有企业以及私人企业能够接受的方式。比如，许多乡镇企业的技术就是来源于国有企业，以至于在一些研究文献中把乡镇企业中来自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称为“星期天工程师”，因为他们是利用周末去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开发产品，或者是现场解决乡镇企业所面临的生产工艺和技术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很鼓励这样的技术转移形式。

　　追逐中国制造奇迹的法则

　　作者在自己提出的“追赶阶梯理论”基础上，还归纳了9条中国制造业的“中国市场的生存法则”，如“捕捉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以低成本制造能力为基础”“整合本地化创新”……这9条法则并不是作者的原创，它们都来自企业的实际经营过程，是作者对企业发展有效经验的“归纳”。

　　比如，“整合本地化创新”。一些人对中国制造业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制造业很少创新，其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低廉的价格。作者对此不仅做了正面否定，还引用刊登在2012年《麦肯锡季刊》上一篇名为《给CEO的一份在中国创新的指南》作为“旁证”。这篇文章有这样一个观点：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高管误解了“山寨”现象，以为这只不过是对来自其他市场中的创新所做的单纯复制。尽管这种做法确实存在，但是那些采取山寨模式开发的产品实际上也包含了不少专门针对中国市场情景而开发的产品特性。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在本书中还举了DVD超清纠错功能的例子。在2000年之前，中国市场中视频碟盘的生产质量常常存在着瑕疵，因此在播放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卡死的现象。针对这种中国市场的特定需求，一些VCD和DVD播放器的生产企业就研发了“超强纠错”功能，从硬件或软件层面解决了这个播放问题，用户也因此获得了流畅的观看体验。

　　又比如，作者将“捕捉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视为中国市场生存法则的前提。由于中国本土企业的整体实力尚逊于西方跨国公司，所以本土企业一方面要避开跨国公司的锋芒，不与其硬碰硬地直接竞争，另一方面则要利用自己对中国市场需求的天然的理解优势，积极出击，捕捉那些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在这方面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杭州娃哈哈于1998年5月投产的“非常可乐”。由于当时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形成了极强的品牌影响力，因此，娃哈哈利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尚未形成稳定的品牌认知的时机，将“非常可乐”推向这些地区销售，成功地使“非常可乐”成为当时中国碳酸饮料市场排名第三的品牌。

　　作者认为，这9条法则并非不可更改，但是理解这些规则可以帮助这个市场中的参与者更好地理解所面对的竞争，以及需要思考的原则，从而提高自己在这个市场中生存和成功的概率。

　　重围下的负重追赶

　　“追赶阶梯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制造辉煌的过去，它对中国制造的未来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这还是因为“追赶阶梯理论”赖以发挥作用的两大撒手锏――“市场阶梯”下的市场追赶和“技术阶梯”下的技术追赶。相对技术层面，市场层面的情况较为简单明确。作者借助诸多的统计信息作出判断：由于消费者数量的增长以及消费的升级，将使整个市场阶梯各个层次的需求被不断释放出来。所以，“市场追赶”下的发展“红利”还比较丰厚，“市场追赶”稳步开展即可。

　　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形势就比较严峻了。一方面，目前中国制造在技术链的广度和底层核心方面，与技术先进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依赖度很高，备受制约。另一方面，作者在写作该书时就已看到中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因受到外国政府的打压而处境被动。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希望依靠“技术阶梯”以技术溢出、外溢机制来实现技术追赶，已然有些力不从心了，需要补充其他实现技术追赶的利器。对此，作者认为，一方面中国要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以此来实现“技术追赶”，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无疑，在现今的外部压力下，中国制造业更迫切希望通过自主创新来开发出自己的高科技产品、技术、工艺、材料等。作者就此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看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点：一是研发经费要提高投入的产出效率；二是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要“重回象牙塔”，承担起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的支撑责任；三是针对技术链上的短板，需要采取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方式支持一些次优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技术链的底层技术领域上。这些我们称之为次优的‘备胎’技术，它们存在的意义并不完全是最终在市场中成为实际应用的技术或产品，它们存在的最大意义是让我们在全球产业博弈中拥有替代选项和博弈筹码。

　　作者的三点建议，现在看来还是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比如他提到的“备胎”技术，就会让我们联想到当今中国最著名的本土手机生产商在遭受外国政府打压后所愤然喊出的“备胎转正”……

　　逆水行舟、负重前行，中国制造正步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