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招工一年难过一年，这是媒体报道给人的印象，而这一印象从宏观层面数据也得到印证。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减少517万人，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7.3%，比重继续下滑。2008年至2018年，制造业工人数量年平均减少2.84％。在劳动力总量下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制造业，引起了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可持续性的担忧。

从全球经验看，制造业比重过低的经济体容易出现两大问题：一是在经济波动中抗风险能力弱，更易受到冲击，这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得很充分；二是社会矛盾更多，也更难消弭。中国制造业比重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9年的27%，下降速度过快已引起重视，“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首次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富有远见的。

防止制造业比重继续过快下降，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从事制造业，而年轻人是否愿意从事这一行业最关键的是“性价比”。显然，当前工厂招工难是因为“性价比”低：从分子看，工厂工资虽然近年增长幅度很大，但与服务业横向比较还是缺乏吸引力；从分母看，制造业工作时间长，环境沉闷，个人自由度远不如快递等行业。

制造业难吸引年轻人，责怪其他行业吸引力更强毫无意义，只能靠自身从分子和分母同时动脑筋，但不论是提高工资福利，还是让员工工作时间更短，环境更舒适，静态看都会提高成本，减少企业利润，在制造业普遍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性价比”是很难改善的。如果静态看问题，这事将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矛盾中，几乎无解，青年人进一步逃离制造业的趋势难以阻挡。

用动态眼光才能找到出路。提升制造业技术含量和获利能力，而这又对应着高技术含量的工人，工人的技术含量与企业的利润和竞争力一起往上走，才能解开症结。像德国那样，制造业的竞争力与技工的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互相促进，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但是，马斯克曾说，在美国，制造业过去是备受推崇的行业，而近些年来却被人瞧不起，太多的聪明人进入了金融和法律领域。这里面就涉及社会价值观，价值观影响文化，决定着政策方向和资源流向，通过产业外部环境的长期变化，这甚至会在各行业之间形成马太效应。所以，制造业能不能搞起来，年轻人愿不愿意从事制造业，表面看受年轻人好恶的影响，本质还是一个价值导向和政策体系的问题，与“这一代人”、“那一代人”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