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制造业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经受了最大的苦难，先是人力成本上升，五险一金调整，导致企业为了留住人才不得不花费更多，再是消费升级、转型，有了互联网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海淘，一些工厂为了抢生意不得不缩减成本抢到订单，最后是，制造业投资日渐萎缩，生产资料下游供给不足，导致整个生产链条紧张。

 

　　华为、腾讯、中兴、大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诉说着深圳一步步成为“中国硅谷”的心路历程。而已经成为全球通信行业领导者，认认真真做制造的华为开始有了退出深圳的苗头，而“逼走”这个深圳孕育的大企业，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而房价应该是罪魁祸首。（引用来源：金融看客）

 

    2002年，一位年轻的深圳居民在网上发出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文，引发国内舆论震动，深圳特区不特、改革意识淡化、发展速度变慢的问题，引起了从官方到民间的诸多讨论。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新答案——正在“抛弃”深圳的，是中国的著名公司华为！

 

　　从公开信息可知，华为已经开始从深圳的龙岗向东莞迁移了部分业务。2012年，华为在松山湖注册了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2015年，华为终端（东莞）已成为东莞营收和纳税第一大户。深圳龙岗区开始感到强烈的危机感，其内部报告称，“今年1-2月，华为产值占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7%以上，并且产值增速将近40%，比全区水平高出将近25个百分点，若剔除华为，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则下降14.3%”，“虽然华为核心部门仍在我区，但华为部分业务存在迁走的可能”。2015年上半年，为华为提供餐饮服务的点典餐饮公司的营业额大幅下滑，就餐人数从13万多减少到10万多。政府人员前往调研，侧面印证华为留深人数在减少。

 

　　作为中国最具创新能力、始终坚持做制造业的民营公司，华为是中国极少数在全球舞台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对这样的著名企业，深圳是如何弄得华为待不下去了，要转移业务呢？

 

　　从悦涛在“深圳经济观察”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最重要的祸因还是房地产。早在2009年底，龙岗区政府表示愿意帮华为解决周边配套和环境，顺手打造一个以华为为核心的新城。2011年，龙岗区政府宣称，“华为科技城”由政府投资110亿，华为投资200亿，共同打造科技新城。其中有华为国际会展中心、华为控股全球总部等。但是随后，这个地方不断挤进来各种地产项目，而且都是商业、住宅开发商。各类商业项目全都打上了华为的标签，大肆推介。有的楼盘都已经卖出去了，但宣称给华为的地块连旧改都没完成。如此炒作之下，华为对此项目的反感渐生。2015年5月，华为企业沟通部对员工澄清：“‘华为科技城’与华为没有任何关联，华为既不投资也不购买，与华为无关，该名下所有物业均与华为无关。未经华为许可而实用华为名义进行城市区域命名或房地产开发，是对华为的侵权，我们已致函相关政府部门，希望停止使用‘华为科技城’这一名称。”在华为的强烈要求下，该科技城最终更名为“坂雪岗科技城”。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经明确表达了对房地产泡沫的厌恶，他表示，“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深圳的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由此看见，华为外迁的原因虽然不少，但最关键的还是当地的房地产炒作氛围，让实业和地产彻底走向了对立面。

 

　　这个例子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足以值得警醒。不客气地说，在华为外迁问题上，地方官员们就是在短期房地产利益面前迷了眼，没有认识到房地产推高的成本，对所有产业都有巨大的杀伤力。对地方政府来说，搞土地经济当然来钱快，然而，当地方政府只追逐短期利益时，实际上为地方的长期发展埋下了一颗“毒药”。在现有的官员考核体制之下，对于有任期、有财政增收压力的地方官员来说，似乎很难要求他们以长远目光来看发展环境，但如果连华为这样从深圳本地发展起来的企业都待不下去了，深圳显然是因小失大。

 

　　官员的定位不是商人，不能只盯着地方财政的钱袋子。深圳一向在全国有创业环境好、创新意识强、政府服务到位的声誉，如果创新型科技企业被高成本逼走，深圳无疑会砸了自己的招牌。“房地产兴、制造业衰”，这是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现状，也是过度城市化之下最坏的一种发展结局。

 

　　现阶段，国内城市在普遍承受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恶果，地方发展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一，房地产泡沫严重、库存高企，而且高房价抬高了城市发展的刚性成本，几乎所有城市产业都在为房地产打工；二，产业空虚化之下，地方现在也梦想能够降低产业发展成本，吸引企业和人力资源集聚；三，在高债务压力下，地方政府又担心房价大跌，不得不托住房价，以防房价大跌戳破泡沫，引爆当地的债务风险链条。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下半场，城市官员们都应该抛弃继续大搞房地产、搞土地财政的梦想，不要再奢望短期靠房地产饮鸩止渴，这只会在土地经济的漩涡里越陷越深。每一个决策官员，如今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要房地产，还是要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