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似乎欧美国家比我们要开放的多。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小时侯那个著名的一万美元一根线的故事。20世纪初福特公司请电机专家斯坦门茨修理电机。这位专家在电机外壳画了一根线，让工人把里面线圈减少16圈，就解决了问题。事后斯坦门茨找福特要了一万美金，其中画一根线1美元，知道在哪画9999美元。这个故事不但反应了美国对于知识价值的重视，而且体现了欧美技术专长人才敢于谈利益，勇于争利益的态度。

 

 

今天的俄罗斯军事工业老底子仍来自苏联

 

除了这个经典的美国案例，我们不妨再看一个苏联案例。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航空系统研究院为了参与航天卫星系统的军事项目，进行了卫星的自主导航和稳定方法研究。为了项目的开展，该院当时在苏联国内首次建造了一套空气轴承试验台，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

 

所谓的空气轴承试验台是一个直径超过40厘米的半圆球，周围有一层空气膜，使球形支座处于悬浮状态，而航天器就固定半球面的支座上。这一层空气膜由喷嘴喷出，摩擦力极小，能够尽可能模拟太空中失重、无魔擦的情况。专家通过这一接近太空真实情况的模拟平台来研究航天器的稳定系统。

 

这个试验台的型号总师捷连科夫斯基很快就绘制出这种空气轴承的图样，但轴承本身对半球表面的清洁度和加工精度提出了苛刻的要求，算下来误差只有1微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院副院长费多罗夫找到了负责加工的车间主任穆雷列夫，给他看了图样。这位车间他主任立刻说道，这样的产品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他没有测量工具，无法测量出半球表面的公差是否符合加工精度。副院长觉得穆雷洛夫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保守官僚，就决定亲自到车间找有热情和闯劲的年期人。他又找来了车间高级钳工科坡杰夫，他会干精细活，属于经受过卫国战争考验的一代工人阶级主力，是真心热爱本职工作的大工匠，心灵手巧。科坡杰夫看完图样后说，需要考虑一下。

 

 

 

今天的空气轴承试验台，和当初的原理是一样的

 

过了3天，科坡杰夫回复费多罗夫说：“让我试试。但成功了应当给我额外支付报酬，按照正常的工资报酬我不干。我要5000卢布。”当时5000卢布相当于5500美元，约等于今天的4.5万美元即30万人民币。怎么办？按照当时苏联制定的工资政策，工人、工程师的工资和奖金都有着严格的支付标准，根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只剩下一条路，按照合理化建议奖为科坡杰夫支付报酬，但合理化建议奖励标准也远低于他要求的数目。

 

费多罗夫找到院长让帕奇泽，他对工人阶级一直很好。他说：“这有什么？只要他能造出来空气轴承，把所有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创造奖凑在一起，都给他。”这样科坡杰夫开始着手加工空气轴承：首先在铸铁车床上车出来毛坯件，然后开始研磨半球体，整个过程完全依靠手指尖的感觉，估算研磨的尺寸。加工完这些零件后，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何检查产品的加工精度？这些公差尺寸完全靠科坡杰夫手工操作完成的。

 

最后还是轴承设计师捷连科夫斯基想出一个办法：“很简单，把轴承装配起来，通上空气，半球平面应当不动地悬停在轴承内。如果零件加工有偏差，半球周围的空气绕流就不均匀，平面就会产生旋转运动。只要平面不动，加工精度就是合格的！” 工人们将轴承装配好，送气后，半球飘浮起来，它就像埋在了轴承里一样，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很显然，科坡杰夫做到了。而航空系统研究院也通过一堆荣誉给他支付了5000卢布的报酬，但直到今天大家也没弄清楚，在没有任何测量工具的情况下，他如何仅靠一双手和个人感觉，研磨出如此复杂、精度要求如此之高的零件。但在那个时代，在苏联众多研究院、企业、科研所和设计局，都有这样的“大国工匠”。

 

 

 

俄罗斯军事工业至今外销成绩非常好，还是得益于一批大国工匠

 

有人可能认为谈利益是有损精神的，这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至少笔者认为在尊重“知识和技能”、提倡“大国工匠”技能的今天，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一方面拥有超高技艺的工人师傅们不必对利益羞于启口，另一方面领导者也应该利用一切条件来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而不是用各种手段强制和压迫。在这方面，上面的苏联航空设计研究院的例子，给我们的思考是深远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会不会让成为某些人狮子大开口的理由。有这个可能性，但笔者觉得这也看低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像上面的苏联工人，经历过卫国战争的考验。他提出的要求看似很高，但体现了高精度加工的复杂性，其实是合理的要求，因为他们是一线生产者，对工时的消耗、加工的难度和复杂性有着最准确的判断。换个角度想一想，对于这些大国工匠我们能够满足他们合理化的要求，善待他们，在危亡之际他们是会见利忘义还是义不容辞呢？中外历史经验证明绝大多数将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别等到实体经济不行了，才想起夸两句大国工匠！

 

我们这个大国，古来赞美帝王将相，赞美明君清官，赞美侠客和孙悟空，赞美才子佳人，赞美立地成佛的强盗，赞美残民以逞的枭雄，赞美为谋求权力榨尽苍生血泪的所谓智者，赞美明哲保身的滑头，就是不赞美工匠和工匠精神。

 

我们崇拜秦始皇，对于他陵墓里出土的兵器上刻着的匠人名字，不会给予超过5秒钟的关注，虽然我们也赞美那些兵器的精良。

  

必须注意到，歌颂大国工匠是这两年的事，而这也正是中国实体经济开始滑坡的时候。是的，我们的宣传有个规律，那就是缺啥就赞美啥。既然大国工匠成了宣传的主角，那也就证明他们在现实中已经相当边缘，就像我们稀罕东北虎和大熊猫一样。

 

实体经济为什么滑坡，不是今天这篇文章的任务，反正我们依稀知道不光是老百姓，就是很多企业，包括国企，也没有心思老老实实打磨技术、打磨研发、打磨产品、打磨服务，他们用左脚稍稍想一下，就觉得把钱投到股市和房市上都比投到铁杵磨成针上来得划算。

 

 

 

其实工匠们面临一个尴尬境地：实体经济兴盛时，他们被企业家的光辉遮蔽；实体经济凋敝时，他们被虚拟经济的光辉凋敝。光辉总是不会落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是干活的人，干活的人在中国总是被埋没的。

 

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度，从大禹治水至今，留在传说和史册上的人，都是万千力量凝聚成的大事业的代言人，包括领袖、祭司和诗人，而这个事业的螺丝钉则会隐没在惜墨如金的总结里。

 

你去看二十四史，宫殿着火了，会严肃地记上一笔，因为这被理解为上苍警告皇帝，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史家，会在这里记上一笔，说这个建筑牛在哪里，是谁设计的，其中那个精美的栋梁雕刻，出自谁手。

  

敦煌壁画和佛像，作者是谁，你知道吗？

 

优秀的工匠，是劳动者的精华，如果统治者给了他们一点阳光，那不是因为发自内心尊重他们，而是必须用他们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古代那些最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掳掠人口后，可以把男人杀光、女人做性奴隶或者口粮，唯独会留下工匠，因为要用他们造杀人工具。可同样的人，也会把替他们造陵墓的工匠，统统封闭困死在墓道里。不，他们对工匠没有一丁点尊重和欣赏，只有赤裸裸的压榨。

 

日本工艺大师柳宗悦写过《工艺之道》一书，语言精美，思想深邃，给读者的享受，丝毫不亚于任何文学家。他对器物的热爱，对器物功用的辩证思索，对工匠精神的诠释，充满了道家的深刻和诗家的雅致，可以想见匠人生涯带给他多少精神财富。

 

事实上当年日本从大唐学去了很多东西，却没有引进科举制度，据说是担心这样会导致读书人的过度优越感，鼓励行业间歧视。是不是这种考量不清楚，但我们能看到的是日本一辈子做寿司的人也很尊崇，日本制造业的水准有目共睹，日本企业对员工的奉养同样有目共睹。

 

你能想象中国的博士开一家摩托车修理店吗？有个美国哲学博士就是这么干的，而且沉浸其中，幸福自足，最后成为高手，举国摩托骑士都来找他解决各种难题，而他因此更加神乎其技，最后他写了一本书，《摩托车修理店——未来工作哲学》。马修.克劳福德，人们好像丝毫也不因为他油渍麻花地就鄙视他，而修摩托似乎也提升了他的哲学造诣。

  

如今市场汹涌，谋利者熙熙攘攘，求名者如过江之鲫，这固然会冲击工匠们的定力，但也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活路。从反向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没有学会主动尊重它的工匠群体，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越来越高的手艺价格教育它，让越来越昂贵的匠人薪酬教育它，或者让越来越汹涌的匠人流失来教育它，最后是让制造业缺乏持续进步的深刻内涵来教育它。

 

大国工匠和大国制造，这是桃肉和桃核的关系。 

 

要振兴中国的的实体经济，高人们有的是对策，我今天只想说：

 

如果中国的老板们发自内心地认为他的优秀匠人应该挣得比他多很多才对，应该是企业的宝贝疙瘩才对，那么实体经济就有希望。

 

如果中国的家长们觉得孩子成为一个神奇的匠人是一件非常有利可图，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那么实体经济就有希望。大国工匠，不只需要几声形单影只的赞歌。